社会保障不仅是社会福利，也可以促进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因为它降低了掉入贫困陷阱的风险，民众就可以放开手脚，去从事有一定风险、但回报率更高的生产活动，比如开个小店、发明一项新技术，或者开办企业等等。

然而，医疗卫生服务业似乎缺乏如此的比较优势。题记：2021年7月3日，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第54期举办，本文根据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的演讲整理。

2020年一、二季度，总需求下降很多，其中下跌幅度最大的也是消费部分（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同时投资、出口性需求也都有所下降。一方面是改善现行收入分配结构。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正面的积极变化。同样基于牛津大学及其相关数据，我们还构建了防疫反应速度由慢到快的时间指数，简单的二元图示也发现，如果不计其他因素，政府采取防控措施的速度越快，最后感染的密度就越低。那么，如何优化医疗卫生的资源配置，将是宏观与微观卫生决策的重大议题。

中国的增长趋势也差不多。新冠疫情的长期挑战：全局有效的资源配置 新冠疫情带给人类的启示，两大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人类史无前例的在不到一年内研发出了新冠疫苗，说明人类的创新研发潜力不可低估。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现代化进程中的实体经济：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 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化进程通常意味着现代经济部门的不断成长和资源配置的持续优化，这是一个长期的动态演进过程，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则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与之不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需要，而人民需要更多地与实体经济有关，故实体经济始终是我国发展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以二战之后的美国为例，按照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提供的数据，1947年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约为2.43%，尽管此后不同时期略有波动，但仍然大致以每十年接近一个百分点的增幅稳步提升，1960年和1980年分别为3.63%和4.83%，2000年和2020年则进一步提高到7.30%和8.25%。

新发展阶段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新发展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发展阶段必须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就是说，虚拟经济部门的快速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优化资源配置的普遍现象，但同时也是诱发各类金融风险乃至严重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适应数字时代新趋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打造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培育实体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其基本的理论逻辑在于，一方面，在持续推进资源优化配置的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相对于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高流动性及其对市场信号的敏感性，赋予了其巨大效率优势，并使得主要以资本要素为对象的虚拟经济部门在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意味着现代化进程通常伴随着实体经济的成长和虚拟经济部门的更快扩张。尽管这种变动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般性趋势，但这种过快的变动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脱实向虚现象并蕴含着一定的经济风险。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发展阶段推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我国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更好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和竞争力。

一方面，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锻造产业链供应链长板，推动产业链现代化、价值链高端化和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的，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资本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效率优势及其逐利本性，同时也赋予了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资本循环运动脱离实体经济、追求超额收益的内在冲动，并成为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和经济危机的重要诱因。新发展阶段推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 前文分析表明，现代化进程通常意味着现代经济部门的成长和虚拟经济部门的快速扩张，但虚拟经济的扩张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现实需要，尤其不能脱实向虚、陷入以钱生钱的自我循环。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

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根本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它所涉及的人口超过了现有发达经济体人口规模的总和，无疑将从根本上改变当今世界经济版图，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开辟出一条全新的现代化路径。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今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形成与发展，或多或少都与英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现代化路径有关，其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更是有着诸多的经验教训。

我国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快速提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金融业在现代化进程中日趋重要的一般规律和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该比重提高得太快了。管理纸币，若不甚熟练，不用说了，即使熟练慎重，恐仍会发生无法制止的灾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在这一点上，西方发达经济体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经历的新一轮经济自由化、全球化浪潮以及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各类金融创新，其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日趋严重的经济虚拟化和资产泡沫化，并最终演变为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二是需求升级要求主导产业转型升级。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前，产业升级路径通常是从劳动密集型升级到资本密集型，然后再升级到技术密集型。觅价者则是指拥有自主定价权的企业。

是的，中国要成为经济强国，必须重视创新。一个国家从经济落后到经济发达，需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

罗斯托指出，起飞与追求生活质量是两个重要的突变，而追求生活质量则是所有国家都希望达到的阶段。美国和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虽多，但归根到底是美国引领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新技术革命。

准确地讲，是中心人物的需求升级，引起主导产业部门更替，带动发展阶段不断演进。上面这个故事中，由于布登勃洛克家族前后三代人的生活环境不同，需求不断更迭，因此满足需求的方式也不一样。

这个分析框架告诉我们，理解发展阶段转变的理论逻辑，应从中心人物需求与主导产业转型升级两个维度入手。所谓受价者，是指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格的企业。我国之所以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理由有二：第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心人物是人民群众。创新不仅决定产业升级的路径，同时也决定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企业一旦能够觅价，则可在市场上呼风唤雨。1960年，经济学家罗斯托出版《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纵观世界经济史，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谁占据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就能成为经济强国。这其实也就解释了我们为何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美国的科技企业为何未走传统升级的老路？经济学的解释，是由于受价者与觅价者存在差别。今天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拥有一大批掌握觅价权的高科技企业。

要扭转供需结构失衡的局面，别无选择，必须从供给侧发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尚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间位置，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仍高度依赖进口，特别是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还存在卡脖子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地讲，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布登勃洛克式动力一词，来自德国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家族》。

第三，国内企业能否掌握国际市场的觅价权，最终取决于是否拥有独特的关键核心技术。经济发展为何会出现不同的阶段？罗斯托用布登勃洛克式动力作解释。

问题是企业为何能觅价呢？是因为有独特的核心技术，别人无法竞争。而到第二代，便不再对金钱感兴趣，转向追求社会地位，后来也当上了议员。

综上分析，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未来15—30年我国经济能否真正强起来，关键在于国内产业能否完成跨越性升级。而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称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我国目前无疑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